疫情,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?

疫情,带给我们三年的痛;可也正是这痛,真正痛醒了我,所以,我痛恨它,又感谢它。

讲段真实的往事:我一直记得小时候老家乡村打谷场上的一幕。

那时候,村里有户人家的小毛驴刚出生没多久,经常被牵到我家门口的打谷场上遛弯、嬉戏。我至今还记得那头小驴有多么欢快。它一会儿蹬腿,一会儿撒欢,围着它妈妈蹦来蹦去,开心得不得了。那时候的它应该什么都不用想吧,吃饱了就玩,玩累了就歇,跟着妈妈一起在打谷场上跑来跑去,浑身都是活力。

可是后来,也不知道是一年还是两年,我已经记不清了。反正有一天,我再看到它的时候,它已经长大了一些。虽然还没有完全成年,但它的主人显然不会允许它永远白吃白喝。它被套上了挽具,挂上了大车,我觉得那车子太重了,我觉得它应该都无法承受,但是它的主人显然是了解驴的:它能承受,于是它老老实实地开始干活,那时,我看到了它眼中的恐惧和无奈。

还是那头小驴,可已经不是当年那头小驴了。以前它会蹦,会跳,会撒欢,会跟着妈妈疯跑;后来它只是低着头,拉着车,一步一步往前走。它当然已经长大了,也有力气了,而有力气以后,就该干活了。

后来我也就没有再留意它。它最后去了哪里,我不知道。也许老了,也许病了,也许被做成了驴肉火烧——谁知道呢。

但是,这两幕画面却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。不是因为那头驴有多特别,而是因为那种反差实在太强烈了:小时候,它只是快乐地活着;长大以后,它有了力气,于是它的力气就有了用途。

后来我再回头看看我们人,又何尝不是如此?

小时候,我们也像那头小驴一样,整天欢快地蹦跶。我们跑,我们笑,我们玩,我们对什么都好奇。可长大以后,生活的挽具就套到了我们的脖子上。房子、工作、家庭、责任、金钱、身份、父母、孩子……一样一样压上来。我们开始每天赶时间,每天工作,每天计算收入和支出,每天考虑明天怎么办。

我们长大了,也有力气了。于是,也就该拉车了。

前几天我还和弟兄姐妹们聊天开玩笑。我说,我是一个很难激动起来的人。大家平时看我,大概也能感觉到我是那种“情绪比较稳定”的老张。很多事情发生了,我似乎都不会有太大的反应。

可是你们不了解的是,其实我30多年以来,我都是个乐天派。

从小到大,我一直都是环境里的开心果。我情绪高,脑子也活,总能想出一些好玩的东西,带着大家一起玩。我爱唱歌,爱画画,爱书法,爱交朋友。直到三十多岁,我做起了自己的游戏事业,狠成功,我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一个虚拟帝国。通过我的平台认识的人,成百上千,甚至更多;有宝爸玩我游戏上瘾的;有父子两人欢乐同玩的;还有人通过玩我的游戏认识彼此,最后终成眷属的。我做的东西,曾经陪伴无数的童年,陪着他们从熊孩子一路玩到大学毕业。我的作品,永远都是那么有活力!现在回头想想,依然觉得陶醉满满,我为无数人带去了开心和快乐。那时候的我,身上一直自带开心的能量。我喜欢创造东西,也喜欢看别人因为我的东西而开心。别人玩得开心,我自己也开心。那时候的我,好像根本不需要刻意寻找什么“人生意义”,因为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让我觉得有意思。

其实那时,我就是那头开心的小驴!我蹦跶,我撒欢,我有用不完的力气,也有用不完的好奇心和创造力。

可是,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。我太爱思考了。当一个人开始不断思考自己所处的世界,他就很难永远保持那天真。很多事情,你不去想,它就在那里;可一旦你开始认真去看,你就会发现很多原来被自己忽略的东西。现实里的那些丑陋,开始被我一点一点看见。

我曾经是一个爱国、爱社会、什么都愿意相信的乐天派小粉红。那时候,谁敢骂中国我可是要骂娘的。可是后来,我看到的丑陋的东西越来越多,而且有些东西不再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,而是直接砸到了我自己身上时,我的态度慢慢就变了,我从狂热支持,变成了无感,然后变成了抱怨,变成了怀疑,变成了不满,最后变得成天骂骂咧咧。

后来,疫情来了。那段时间发生的一切,直到今天回想起来,我仍然觉得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压迫感。

当时因为不愿意参加捅嗓子运动,我辞掉了北京的工作;又因为不参加检测导致不能参加考试,我又丢掉了我的工程师职称。后来我干脆窝在家里,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一切。我开始闭关修炼。

以前那个满眼都是光的老张,好像就在这段时间里一点一点消失了。

我还记得疫情期间骑车走在大路上的一些场景。以前繁华的大街上,商店一家家关着门,街道变得冷冷清清,剩下的是一些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和临时搭起来的小摊位。远远看过去,那些白色的人影在空荡荡的街道上晃动,喊着“做核酸,做核酸,免费做核酸”。

那种场景直到现在,我都记得。还有网上那些穿着防护服的人跳舞的视频,配着一些奇怪的音乐。别人看到的也许是乐观、积极、抗疫精神,我看到的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,我看到的,像鬼。

我当时是真的觉得,这个世界好像突然变得很诡异和可怕。我开始强烈地想离开。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,也不是为了奢侈,而只是想离开那个我已经越来越无法理解、也越来越不愿意参与的游戏。

我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字:跑。

这种荒诞剧游戏,谁愿意捅嗓子谁捅,谁喜欢亮红绿码谁亮。谁玩爱谁玩。反正老子不想玩了。

而也是在疫情期间,我以一种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方式,认识了上帝。没有人给我传道,没有人带我入教,也没有谁坐下来告诉我应该相信什么。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推导、思考出来的,你们可能通过故事,通过带领认识了上帝,而我通过的是逻辑和科学。

这件事情我以后会单独写一篇文章,把我认识上帝的全过程记录下来。因为那段经历对我来说实在太特别了,它改变的不只是我的一些观点,而是我看待整个世界的方式。

只是从那以后,我就失去了以前的那股活力。歌不怎么唱了,游戏也不怎么做了,字也懒得写了。那个曾经满脑子都是好玩的东西、总想着怎么让大家开心的老张,慢慢变成了一个沉默、忧郁、喜欢思考各种问题的人,那头小驴,到底还是老老实实、默默地被套上了那颈圈。

后来,我真的离开了。我来了新西兰。某种意义上,我终于如愿以偿了。我逃离了原来的生活,逃离了那个让我越来越不想参与的戏场。

可是后来我发现,逃出来并不等于真正找回自己。那个曾经快乐的我,也一起被我留在了过去。所以现在呢,我开始想做另一件事情,就是要把以前的我找回来。不是变成一个什么都相信的傻乐天。我已经看过那些东西了,也经历过那些事情了,我希望我能蜕变成清醒的乐天派。我现在就处于达克效应的平稳高原期。

毕竟我比小驴寿命要长嘛,我也有能力摆脱小驴的命运。然后重新决定自己往哪里走。

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:拿到这里的身份,让自己拥有“可以不回去”的能力。

本文所讲述的故事,其实和我的另一篇文章《邓宁克鲁格效应》高度印证。